框架的揭露:《抓狂美術館》

無庸置疑的,瑞典導演Ruben Östlund在《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中對「框架」的揭露與諷刺,恰恰是今天當代藝術常見的「機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這不像許多人覺得導演只是甩了藝術菁英故弄玄虛的巴掌,這個揭露框架的策略本身正是今天藝術常見的手段。

片中除了《The Square》的藝術裝置作品畫出了框架的界線。此外,爬樓梯與下樓梯的方形構圖、啦啦隊表演的方形等等都勾勒出清晰的界線,而這些框架似乎隱約透露著「藝術機制在玄虛理論包裝中的操作、嗜血媒體的運作、菁英的政治正確、階級的框架、信任與寬容的框架等等」。對這些框架自覺的嘲諷意識,也進而使得觀者反思自身所處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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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斷與續:郭奕臣

原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2017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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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何完整 3.14》
Full-HD 有聲單頻道錄影, 4’13″, 2016

以一架飛機在藝術界丟下震撼彈的藝術家郭奕臣,在PhotoTalks重新回視自己的創作脈絡。在他的創作脈絡中,總是富含個人在城市或社會中難以名狀的狀態,並且同時超脫個人引起觀者的思考與想像。也恰恰是這種狀態,切斷了我們既有的僵化感性連結,重新接續並開啟一種新的感知。而在這斷與續之間,我們要如何看待一位藝術家創作的移動軸線?如何看待郭奕臣帶給我們的思考?他對攝影的態度又是什麼?

郭奕臣在PhotoTalks開場提到的作品《生命如何完整》,是他在斷橋上點亮數字3.14的燈光,並且透過錄像的播放迴圈不斷循環。在此,我們可以感覺到「橋的斷裂」與「3.14圓周象徵符號的無限循環」。這也是郭奕臣一直以來關注的東西:在主體生命的缺席、斷裂或死亡中,才讓作品持續不斷的延續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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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與被拍間的想像敘述: 致穎《像,攝像機,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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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像機》,2017,展覽現場

原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2017年4月號。

一般來說,我們對於攝影的討論大多停留於再現的範疇上,但藝術家致穎在展覽《像,閃光,攝像機》的佈置上不只停留在「影像再現了什麼」,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思考「影像如何生產」的機制與意識形態。換句話說,他讓我們意識到中介於影像生產的機具與被攝者對其抵抗的張力。此外,他也在展覽空間的部署(Dispositif)中(再)敘述關於民族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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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的勇氣

「逃逸的勇氣」是成為當代創作者的必備條件。

有趣的創作者,必須勇敢地朝未知的自己(世界)探索,並積極地爭取不在既定體制下的自由。而不是因循苟且的只為謀生需求而配合市場風向創作。如果說,作品是配合當下趨勢所做,又或者礙於現實無奈狀態下的妥協成果,那將顯得力量貧乏。所以,相較於那些甜美又討好人的作品(或設計);好的藝術必定是激進、恐怖的、令人不安的踩在界線上,進而開啟觀者的能動性,讓人感受到一種詭異的特異性。

關於這種特殊感覺,布列東在小說《娜嘉》裡形容的很漂亮「美將是痙攣的,否則即不是美。」(Beauty will be CONVULSIVE or will not be at all)換言之,美不是只是給我們形式上的愉悅,讓我們用既有的經驗感受;美必須震懾我們,讓我們感受到在我們經驗之外的怪物。不過,這種震撼,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的噁心,更恐怖的是某種觀念或意識形態的強烈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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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強力想像:不可能的可能

今天,似乎是個什麼都可能的時代。因為歷史、哲學、藝術終結論的出現,所以過去的線性大歷史進程似乎已經難以再解釋這個更加多元的時代。樂觀來說,終結論讓我們挑戰既有框架,用個人的小敘事對抗普世的大敘事。悲觀來說,終結論同時帶來價值判斷的極大的危機。

在藝術方面,今天宣稱什麼都可以是藝術,就代表什麼都可以不是藝術。在什麼都可以藝術的情況下,實際上是虛假的多元,仍舊在鞏固單一價值(資本主義提倡的多元)。更麻煩的是,在今天資本社會提倡多元的環境裡,我們很容易喪失對於好藝術的判斷,而淪為一種單純的消費娛樂。葛羅伊斯(Boris Groys)說的好「宣稱現代與當代藝術的多元性,使得所有的論述成為終極的徒勞與挫折。光是這個理由,我們就該質疑多元論的教條是否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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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可見成為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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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Wall, Polishing, 1998  圖片出處

前陣子跟朋友一起去北藝大旁聽K在美術系博班開的課。這堂課一方面刺激我創造思考,但又同時箝制我下筆寫作的可能(因為越想做創作性高的東西越寫不出來)。當然,我去以前已經知道K更注重歐陸的創造性書寫,而我這種平易近人的書寫,相較下來還是走不出經驗的框架。對K來說,好的創作跟評論都一樣,是讓那些「不可見的事物成為可見」,說出作者或作品「沒有說出來的潛在性」。

值得注意的是,對藝術創作來說,他還是區分出某種標準(評論者或藝術家的專業倫理)。至於,那些符應我們既有經驗框架的創作或報導評論,並沒法開啟我們更多的思考可能,只是讓我們快速吸收並快速遺忘(就像是大眾媒體一樣)。

相較於符合既有框架的作品。嚴肅或專業的創作,必定得逃逸於我們的經驗之外,重新陌生化(激進地)我們的日常。換句話說,嚴肅的創作,勢必得在資本主義同質、平面化的經驗生活中,打開不同維度的皺褶,而呈現「創造性的逃逸」。但這種逃逸,絕不只是消極地迴避現實的複雜,而是激進、危險、邪惡的、讓人不安的對觀者挑釁(所以總是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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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館的檔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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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館雙年展開幕。圖片出處

「對檔案的處理不是一個關於如何應對過去的概念。它是一個拋向未來的問題,一個關於未來自身的問題,一個對明天反饋、承諾和擔負責任的問題。只有在未來我們能找到關於檔案的真正含義。也許,不是明天,而是更遠的將來,或者永遠不能到達的將來。」—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看待過去的檔案?最近北美館因為雙年展《當下檔案.未來系譜》的關係,所以整座美術館充滿濃濃的檔案熱。從進入大廳開始再延伸到二樓,就是雙年展的作品拉開序幕。再來,上到三樓則有《朗誦/文件:台北雙年展1996-2014》回顧整個雙年展的發展脈絡。最後,三樓另一邊也有《舞弄珍藏:召喚/重想/再述的實驗室》透過當代藝術家對於北美館館藏作品的新詮釋。我可以發現,這些展覽都在在跳脫過去的線性藝術史思維,更傾向鬆動藝術靈光的角度讓這些歷史檔案連接當下。

這三個展覽儘管都是由不同策展人所策劃,但還是可以看到這些展覽跟德希達提到的「檔案熱」(archive feve)高度相關。於是,從一樓走到三樓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較為冷冽的氛圍。這氛圍跟高度互動的參與式藝術,又或者給人奇觀感的大型裝置-讓人立即的感受到某種身體感或劇場感不同。換言之,這些檔案冷冽、疏離的展示形式,更偏向讓觀者反身性的反覆思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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