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的勇氣

「逃逸的勇氣」是成為當代創作者的必備條件。

有趣的創作者,必須勇敢地朝未知的自己(世界)探索,並積極地爭取不在既定體制下的自由。而不是因循苟且的只為謀生需求而配合市場風向創作。如果說,作品是配合當下趨勢所做,又或者礙於現實無奈狀態下的妥協成果,那將顯得力量貧乏。所以,相較於那些甜美又討好人的作品(或設計);好的藝術必定是激進、恐怖的、令人不安的踩在界線上,進而開啟觀者的能動性,讓人感受到一種詭異的特異性。

關於這種特殊感覺,布列東在小說《娜嘉》裡形容的很漂亮「美將是痙攣的,否則即不是美。」(Beauty will be CONVULSIVE or will not be at all)換言之,美不是只是給我們形式上的愉悅,讓我們用既有的經驗感受;美必須震懾我們,讓我們感受到在我們經驗之外的怪物。不過,這種震撼,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的噁心,更恐怖的是某種觀念或意識形態的強烈翻轉。

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下,這種體驗不只屬於「奇觀式」的大型創作(富有身體感的,讓人直觀地感受到);冷靜的「檔案文件」也能讓觀者同時感受到這種逼近界線的極限感覺(在閱讀的時候感受到的恐怖)。

值得注意的是,要生產出恐怖的怪物,創作者必定需要某種爭取自由的勇氣。願意勇敢的重估所有已知的經驗、體制、框架。逃離舒適的家政機制(每個人的位置都被分配好),選擇不退縮的踏入公共領域,激進地爭取真正的未知自由(而不是被安排好的理性、友善、多元、溝通、尊重)。也就是說,創作(行動)者必定得勇敢地「離開已知」而「投身於未知的自由」。漢娜鄂蘭曾說「離鄉背井原本就是冒險犯難,成就榮耀,後來則是從事城邦的政事,那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唯有在家裡,人們才只關心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任何踏入政治領域的人,都必須要有出生入死的準備,貪生怕死只會妨礙她的自由,也注定要被奴役。」[1]

因此,創作者勢必得冒險、勢必得背叛、勢必得逃逸、勢必得「離家出走」(觀念上的出走,而不是物理上的出國旅行)。他絕對不是品學兼優的乖寶寶,而是願意夠壞、夠狠、夠狡詐、夠邪惡的製造颶風,席捲既有的一切價值,讓已出現的一切停擺。然而,逃逸並不是逃到自己的虛幻跟想像世界(比方說已知的甜美可愛、單純自溺哀傷、後現代卡漫拼貼的創作);而是創發出新的現實可能,一種新的生命過程(通常是讓人不安的未知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德勒茲也區分出消極跟積極的逃逸狀態,用他的話說「認為逃逸線是逃離生命:逃向想像或藝術,這絕對是一條錯誤路線。逃逸是要生產現實,創造生命,發現武器。」[2]

另外,一個夠好的創作必定拓展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不只是為了當下的人而做。所以,作品必定不會是跟風或者為了生存需求的妥協,更重要的是發自內心的創發出世界的未知可能(儘管不被今天的人理解,因為是給未來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好的藝術不只是簡單的回歸到作者的明星氣質(天才、特殊視角等等),更重要的是關係到全人類社會(包含未來的人),透過虛擬性召喚出關於世界的多層次想像,所以作品是某種程度的「平等」。葛羅伊斯說得好「藝術家更喜歡將虛擬的自己投入尚不存在的幻想世界中。由此可見,藝術環境是被拓展了的社會,因為它不僅包含活著的人、去世的人,甚至包含未出生的人。」[3]

關於這種關乎社會或人類集體的創作跟啟蒙的關係,傅柯在《何謂啟蒙》中提到「啟蒙一方面必須視為人類集體參與的過程,一方面又是個人完成勇氣的行為。」也就是說,啟蒙除了關乎某種個人勇氣,也包含關於人類問題的思考。換言之,他不會只是某種自溺式的發言(資本主義最愛的個人主義),而更是能從個人滲透至「公共領域」的「言說」,又不淪為既有政治機制的重複操作(制式的集會、遊行、抗議等等)。

因此,創造性並不再只是關於「回到本質上的人」,而是關乎「未來之人的創造」。值得注意的是,未來之人是關乎藝術家如何生成自己,創造新世界的複雜可能,而不是回歸某種純粹的永恆不變真理。換言之,這種創造,絕對不是回歸永恆,而是對不變本質的背叛,進而投入創發性的不斷生成變化。傅柯又提到「現代人不是要去發現他自身、他的秘密和他的內在真理,而是想發明自己。這種現代性並不在『人自己的存有裡解放人』,而是驅迫他面對『製造自己』的工作。」[4]

究極而言,藝術創作是某種成為非人的運動過程,將所有一切的「是」變成「非」(經驗、思考、藝術等等),狠狠的撕裂虛偽的人面。就像德勒茲提到「人必須為創造丟掉其身份、面孔,必須要消失,變成未知。」[5]而紀傑克也從政治的觀點指出「不要做帶有人性面孔的法西斯主義者,而是做帶有非人面孔的自由戰士。」[6]這種非人,是一種怪物、一種恐怖、一種讓人窒息的感受;一種為了真正的自由,就算知道不可為也願意為之,就算知道不會成功(不可能)也願意行動,富含勇氣的逃逸於一切的機制之外,只為積極的啟動真正的斷裂事件。

我們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路,但做到這點並非那麼簡單。

參考文獻

[1]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著。《人的條件》(林宏濤 譯)(台北市:商周出版,2016),頁89。

[2]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逃逸的文學〉(張凱 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2016),頁195。

[3]葛羅伊斯(Boris Groys)著,《走向公眾》(蘇偉、李同良等 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頁14。

[4]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何謂啟蒙〉(薛興國 譯)(台北市:聯經出版,1988),頁26。

[5] 同[2],頁191。

[6]紀傑克(Slavoj Zizek )著。《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真實大荒漠》(季廣茂 譯)(南京:桂林出版社,2015),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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