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的房間:瓦解或再鞏固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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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房間》展場  圖片出處

在討論陳綺貞「小清新風格」以及「強調自我」的文章在《報導者》發表後,有人指出我沒具體討論到陳的展覽,所以我試著進一步在本文討論此展的問題。因為,那一篇主要是藉著陳綺貞展覽的核心觀念「自我」,並延伸討論小清新或文青風格在大眾常見的現象,而不是展覽本身。所以,本文將延伸討論陳綺貞的展覽《移動的房間》,並跟最近在北美館典藏實驗展的作品《危險平衡的構造:屯物者的斷捨離》以及大衛鮑伊(David Bowie )的回顧展做比較。

許多網友指出陳綺貞這種把創作過程的私人文件(演唱會安全帽、高中成績單、制服等等),跟一般大眾並沒有關係,展示出來像是某種給粉絲的「死後回顧」。事實上,展示私人文件或者自己房間在公共領域,在當代藝術不是什麼稀奇事。

此外,也有人好奇說,如果「強調自我的創作」會陷入浪漫唯美的窠臼,那麼政治社會議題取向的作品就必然比個人性的作品好?然而,我認為「社會或政治性」並不必然跟「個人性」對立。好的作品能呈現社會跟個人互相交織滲透的過程,而不是過於傾向其中一邊。

概略來說,本文首先從陳綺貞的展覽跟實驗典藏展《危險平衡的構造》比較出發;接著討論陳綺貞展覽的問題;再來討論巨星大衛鮑伊回顧展開啟的當代可能性:最後回頭討論藝術跟社會的關係。

同是音樂人的房間 
陳綺貞透過把私人文件呈現在公共的領域(展區)就像是個藝術行為,打混公共跟私人的界線。在此,我們可以對照最近在北美館典藏實驗展的一件作品《危險平衡的構造》。策展人郭昭蘭把音樂人黃大旺私人房間的物品擺放在展區。跟陳綺貞一樣,把自己房間的一些東西轉移到公共空間。然而,陳綺貞跟郭昭蘭探討的「想法」以及「呈現方式」卻大相逕庭。

郭昭蘭很有企圖心的挑戰整個「北美館的典藏機制」。在展覽的呈現上,她在展區的地上畫下48個方框格線,並將黃大旺蒐集的物品整齊地擺放在隔線內。因為這展覽主要是以典藏為主軸,所以「北美館的公共收藏」跟「黃大旺的私人蒐集」產生有趣的辯證。換言之,美術館的公領域內滲透黃大旺蒐集這些雜物的生命記憶跟個人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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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平衡的構造:屯物者的斷捨離》。圖片出處

女神神話的瓦解或再鞏固?
回頭看陳綺貞的展覽,她也同樣把「自己的房間」,搬到「華山文創中心的展場」(我並沒有想凸顯北美館比華山高級的用意)。我在看到那些成績單跟打工資料的時候,發現她想破除自己女神稱號的神話,所以把自己「像常人」的證據放在展場(不及格的成績單、麥當勞打工的薪資條等等)。但,她也同時把她的作文的文筆(我發現她高中就好會寫那種很文學的東西,這點我感到很敬佩,因為我高中還在寫一些八股作品)、哲學作業、選課的類型、寫歌寫曲的文件擺出來讓我們見識到她身為才女的風采。透過這些證據,她試圖凸顯自己有很深刻的思維,而不是虛有其表。

雖然,她試圖顛覆自己的女神神話(她也說自己比較像女神經病),但她又同時把那些試圖凸顯自己氣質內涵的文件擺出來,所以觀者最後面對的仍然是「被塑造出來的親民偶像」,而不是真正的「平等」。整體來說,本展還是偏向某種偶像符號塑造,試圖凸顯作者自己創作的「內心深度」跟「旅遊的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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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房間》展示的文件  圖片出處

「被動接受」或「主動思考」的觀者:偶像崇拜與機制批判
這種以自己的明星特質為前提塑造房間,讓粉絲欣賞過去的生活或創作痕跡。跟郭昭蘭把黃大旺的房間搬移到美術館有很大的差異。前者塑造的像是某種偶像崇拜,並不考慮展覽機制或是展覽的公共意義。但,後者則是試圖透過私人文件抵抗美術館的公共性,並對其產生機制批判(同時黃大旺的粉絲也可以去朝聖)。

此外,陳綺貞展覽所擺出的物件大致上是他私人塞選過後的「成績單」(創作、學業、工作上的)。並擺進櫃子,拉開這些文件跟觀眾的「距離」。但,郭昭蘭選擇黃大旺房間的物件,卻是直接把他凌亂房間的物件照搬到美術館,並且用一種有「秩序」的方式呈現,使觀者幾乎「沒有距離」的貼近這些物件(要細讀還要蹲下來看)。換言之,在篩選上陳綺貞大致上想好自己要露出什麼樣的面向面對公眾,並隱匿那些不適合展的物件或垃圾;郭昭蘭則是讓黃大旺的私人房間完全曝露在美術館的公共領域,更加平等的接近觀者。

我以為,儘管陳綺貞用了許多絢麗的展演形式,郭昭蘭只是把黃大旺的房間雜物很低限的擺到展場。但,當中的思維還是有本質上的不同。以藝術創作的角度看,前者似乎強調作者自身的魅力以及她擺出什麼東西,觀者較為被動的接受作者給予的訊息,較缺乏讓觀者自己反身思考的空間。另一方面,後者關注的不只是她「擺出什麼東西」,更重要的是她「擺出的東西在什麼機制下」,進而推動觀者思考藝術展覽的框架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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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房間》展場  圖片出處

明星回顧展的可能性

事實上,今天許多音樂明星的回顧展也擴張到當代藝術的領域。比方說,2013年英國的維多利亞與亞伯特美術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就以搖滾巨星大衛鮑伊的回顧展來回溯一個時代的藝術。而展場名字《大衛鮑伊是》(David Bowie Is),這未竟的句子,更留下多元的詮釋空間。簡單來說,「流行文化」跟「嚴肅藝術」並非互斥,就某個方面他們能結合出有趣的多元思維。

然而,大衛鮑伊的回顧展並不只是簡單的塑造某種偶像神話。儘管,這展也被學術圈批說造神、媚俗、過於娛樂化等等。但,這展覽卻不僅於此,更重要的是這展覽探索了「孕育大衛鮑伊的戰後多元文化」。藝術評論家江凌青指出「這展主要不是強調大衛鮑伊有多厲害,而是從戰後多元豐富的文化角度,探討他如何成為今天的偶像。」

因此,展場不只放大衛鮑伊的作品或檔案文件(當然這部分是主軸),又同時有不是跟大衛鮑伊直接相關的作品。比方說,相同時代藝術家的作品(John Cage或一些觀念藝術家的作品),又或是大衛鮑伊受到那時代的哪些藝術流派(達達主義的拼貼)影響等等。換言之,這個回顧展想談的不是大衛鮑伊的神話,更重要的是「時代跟文化怎麼孕育巨星」,並提供我們更多元的角度看待時代的巨星。

相較來說,陳綺貞的回顧展略顯輕薄,她展出的文件大多跟她自己相關,而沒有注意到「她是在怎樣文化脈絡下孕育出來的」。而展覽呈現出來的陳綺貞也是比較單一面向(比方說創作才華、細膩文筆、哲學思考、冒險旅遊的精神、親民等等),符合我們對陳綺貞的既有想像。或許,多元又立體的從文化角度看待陳綺貞,會比只是展示陳綺貞的才女姿態還來得有趣?

 

「社會政治議題」跟「個人自我」的對立?
在討論小清新攝影的那篇文章,我似乎批判個人精神性為主的創作(比方說陳綺貞的展覽),並強調社會參與跟公共價值的重要性。但,必須注意的是,個人性跟社會參與並非互斥,也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更不是只要做社會議題就是好創作(不少人也是在跟風這個顯學)。

儘管社會議題在當代藝術的領域很夯。但,如果創作者過於簡略地思考社會面向,用媒體塑造的集體記憶或刻板印象來參與社會。最後也只是淪入藝術的工具化,而失去藝術本身的自主性(當然我不是要跟現代主義一樣把藝術自主性拉到教條地位)。換言之,藝術本身變得一點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達到了什麼「目的」(比方說幫弱勢發聲、批判資本主義等等),進而「改變世界」。要言之,如果藝術只是單純的想改變社會,便落入跟社運人士一樣的窠臼,熱血的「利用藝術工具」參與政治目的(改變世界)。我以為,好的作者會冷靜的跟社會保持著適當距離,進而透過創作揭露社會的矛盾面向。

好的創作者能在「社會跟個人之間擺盪」,而非固於其中一個面向。我們可以從創作者很個人的創作當中反映特定的社會面向,比方說Nan Goldin、Larry Clark等等私攝影的創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者都是次文化的參與者,而不是單純的旁觀者(獵奇次文化進行創作)。他們不只是關注自己,而是在創作中呈現「他們跟這些次文化之間的關係」。此外,在創作上看起來非常私人又極度日常的Wolfgang Tillmans也說過觀察日常細節的差別是一種政治責任」。

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在社會議題為主的創作中看到作者個人性的詮釋。近來,當代藝術界似乎更偏向於跟田野接軌的相關議題(如,陳界仁、高俊宏、區秀詒、許家維等)。儘管,這些創作者都很用力的在研究社會(用田野調查的方式)並跟社會產生碰撞。但是,在作品呈現上,但卻又不失自己個人感性的語彙詮釋,而不落入單純政治化的窠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注意到個人性跟社會議題並非互斥,事實上他們並行不悖並相容互補。今天,有些創作者的問題,就是過於遵從「個人精神性」(白話說就是太自我、太濫情、太離地,比方說陳綺貞)或過於想「參與社會議題」(白話說就是太教條、意識形態太清楚)。在這兩個極端的作品都將固化藝術的複雜面向。相較來說,好的藝術創作總是在這兩個端點之間擺盪。

儘管,議題取向在當代藝術是個顯學,今天的藝術家似乎要更有責任的面對社會。但,藝術的「個人美學化」跟「社會政治」並非互斥。藝術評論家Boris Groys說得好「如今,藝術家們有責任更多地關注公眾之訴求,作品應該反映公眾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話題、政治紛爭和社會渴望。藝術政治化通常被視為改變唯美審美的靈丹妙藥,但事實上,藝術政治化跟藝術審美化相互通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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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貞與「我」的裝置。圖片 出處

 

小結
陳綺貞展覽在概念上非常的關注自我,並且試圖把她過去的自我做個好好的總結。但,因為過於在華麗形式上的雕琢,卻少了讓觀者「反身思考」的空間。不過,《移動的房間》還是有小小沾上哲學或文學的邊,這確實比單純刺激消費的展覽好一點。但,我也希望她做完個人的回顧整理後,能試著從沉溺於自我的安全範圍出走。人總是得成長,總是得挑戰自我,總是得走出自我並跟他者對話。

《移動的房間》本來就不是在藝廊或美術館的展覽;這展覽在「華山文創園區」面對的是粉絲跟一般大眾,所以不可避免媚俗、商業、造神的傾向。如果用藝術創作的嚴肅角度看它,或許或過於苛刻(儘管陳綺貞確實標榜這是「創作展」)。然而,我們對於藝術的印象,除了「關照自我」,或許也可以試著思考在「自我以外」的其他可能。比方說,「自我」(或者說陳綺貞的文青符號)是在什麼樣的「文化條件」下建構出來的?

如果說,我期待在陳綺貞的創作展中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那就是我希望不僅只是看陳綺貞在大眾媒體裡的印象(清新脫俗、親民、創作才女等等……),而是能在展場中鬆動我們對陳綺貞的刻板印象。然而,《移動的房間》卻只是再次鞏固既有印象。我認為,展覽過於形塑創作者的偶像光環,而較忽略觀者的能動性(Agency),並不能讓人輕易信服。

總之,好的藝術勇敢的探索時代的未知,開啟我們獨特的身體感知,並且朝向他者開放。但,好的創作並不是臣服於大眾媒體的同質記憶之下(有些創作者會挪用大眾媒體的符號進行再創作)。而是能透過獨特的方式,打開我們的感性邏輯,進而面對這個日益複雜的社會。

參考資料

[1]格洛伊斯(Boris Groys)著,《走向公眾》(蘇偉、李同良等 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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